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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(二)(第7页)

父亲跑过去,把他抱进怀里,于是,他也哭了。我跑过去,加入了他们,我也哭了。

我们一家人拥抱着,哭成一团,抱得好紧好紧。什么叫“喜极而泣”?什么叫“悲欢离合”?我在那一瞬间全了解了。

我们哭了好一会儿,然后,父母拉着我们三个孩子,转身对曾连长跪了下去。这是我这一生中,第一次看到父母亲这样诚心诚意地跪倒在一位恩人的面前。

我们和弟弟,前后整整分散了七天。在一个大战乱里,分散七天而又重聚,像个传奇,像个神话,像个难以置信的故事!后来和曾连长谈起来,我们才知道,曾连长是当天才到桂林的,如果我们早到桂林一天,碰不到曾连长,晚来一天,弟弟们已被送到遥远的地方去了!

是谁安排我和父母遇到那热心的老县长,在那小镇莫名其妙地逗留了三天?为什么是三天而不是四天?是谁安排我哭醒父母,从河中爬起来继续求生?是谁安排我们搭上那班难民火车,刚好遇到连长的部下?人生的事,差之毫厘,就谬以千里!从此,我虽是无神论者,却相信“命运”二字!我和弟弟们的故事,我只能说,“命运”太神奇!

所以我常说,人生的故事,是由许多“偶然”造成的,信不信?

第十七章别了!曾连长!

在桂林城中,和弟弟们重逢之后,我记得,我们并没有停留多久。因为战火的蔓延,桂林城中,早已重兵驻扎,而日军环伺左右,桂林城早晚要成为一个战场,绝不是个可以停留的地方。

那两天,父母亲和曾连长有谈不完的话,我和弟弟们都三跪九叩地拜倒在曾连长面前,正式认了曾连长为干爹。本来,和曾连长重逢,我们原可以又像以前一样,在连长保护下往前走。谁知道曾连长奉命“死守桂林”。既有“死守”二字,就等于与桂林共存亡了。曾连长一面部署他的队伍,一面安排我们全家的去路。他用充满信心和希望的语气对我们说:

“你们先去后方,我们把日本鬼子赶走,胜利之后,再好好地团聚!喝他两杯酒,来回忆我们的认识经过!”

我不知道父母心里怎么想,我对曾连长,却已有那份孺慕之情,总记得跟着他骑马翻越大风坳的日子,总记得喝他水壶中的水的情景,总记得他把我失去的弟弟们带回给我们的那种奇迹!可是,我们终于离开了曾连长!

我们是搭难民火车离开桂林城的。曾连长在找到弟弟们的同时,也找到了被挑夫们抛弃的行李,所以,我们的行李,又都回到我们的身边了。连长预先派他的部下,在难民火车的车厢中,给我们占据了一块不算很小的位置,于是,一天清晨,我们全上了火车,倚着车窗,含泪望着站在月台上的曾连长。

车子终于蠕动了,曾连长仍然站在那儿,一身军装,威武挺拔。他不住对我们挥手,我们也不住对他挥手,车子越开越快,越开越远,曾连长的影子就越来越小,终于再也看不见了。

别矣,曾连长!

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曾连长。在我们以后的流亡生活中,不断打听桂林的消息,知道桂林终于失守。但是,我们都很有信心,曾连长一定等着和我们“举杯话当年”,只是,茫茫人海,一别之后,就渺无音讯了。

(胜利后,我们曾经多方寻找曾连长的下落,可惜一直没有找到,这是我们全家都引以为憾的一件事。)

和曾连长告别,搭着难民火车,我们的目标是先入贵州,再往四川。当时,是遵照曾连长的指示,走一条入山的小路,从桂林往西边走。

记忆中,这一段路程相当模糊。难民火车似乎只搭乘了一小段路,就不知道为什么又开始徒步而行了。失去了挑夫,我们不但每个孩子都要步行,而且,连六岁的我,背上都背着包袱,行行重行行,每日徒步三十里路。

只记得那条路上,满坑满谷都是难民,拖儿带女,扶老携幼,是一次大规模的流亡。至今闭上眼睛,还能回忆出那条崎岖山路中的难民群,和那幅背井离乡的凄凉景况。我们走得苦极了,小弟弟总是哭,可是,我们一家人是团圆的!弟弟的哭声也变得可爱了!我想,在那么多难民群中,可能只有我们家,在凄凉之余,还有一份劫后重生的喜悦吧!

可是,好景能维持多久呢?喜悦又能维持多久呢?战乱中朝不保夕,我们的生命力,又能有多强?

第十八章打摆子

我们沿途的食物和住宿,都是依赖身边仅有的一点盘缠。和曾连长分手时,曾连长又坚持送了我们一点钱。靠这有限的一点资金,我们流亡到了贵州的融县时,终于分文不名了。

融县(不知是否如此写法,记忆已经模糊)是个相当大的县镇,当时也挤满了难民。我们投宿在一家小客栈中,父亲发现城里居然还有当铺,于是,我们的衣物,母亲收藏在内衣中的一些仅有的小首饰,就走进了当铺。这样,只能勉强日换三餐,夜换一宿。然而,就在这最艰苦的时候,母亲终于病倒了。

当时,贵州广西一带,都像瘟疫般流行着疟疾,病势凶猛,患者忽冷忽热。普通疟疾都隔日发作一次,而贵州的疟疾,却每日发作,来势汹汹,而且持久不退,当时在难民群中,死于疟疾的人非常多。当地的人称这个病叫“打摆子”,几乎人人听到打摆子就变色,因为这种病可以缠绵数年或数十年,而治疗此病的奎宁药片,又十分昂贵。我们真是“屋漏更兼连夜雨”,母亲竟染上了恶性疟疾,病倒在小客栈里了。

没有钱,没有医药,没有食物,举目无亲而前途茫茫。那局守在小客栈中的日子真是凄惨万分。母亲躺在那张木板床上,终日呻吟不绝,父亲每天抱着一些已没有当铺肯接受的衣物,出去想办法,只希望能换得几片药片。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那间小木板房,我每日守在母亲病床前面,听着母亲一声又一声的呻吟,我心中越来越慌张,越来越恐怖。自从流亡开始,我早就已经体会出“死亡”及“离别”的意义,这时候,当父亲出外奔走,而把照顾母亲的责任交给我的时候,我那么害怕,“死亡”的阴影,似乎笼罩在整个房间里。

一天,我又在这种情绪下守着母亲,那小屋里空气极坏,我一直头昏昏的,心里又急又怕,母亲的呻吟使我紧张得浑身出汗。忽然,母亲睁开眼睛望着我,含着满眼眶的泪水对我说:

“孩子,如果妈妈死了,你们怎么办?”

我再也撑持不住,“哇”的一声,我放声痛哭,我这一哭,把母亲也吓了一大跳,她慌忙搂住我,安慰我,不绝口地说:

“别怕!别怕!妈妈吓你!”

可是,我哭不停了。哭着,哭着,我浑身抽搐而晕倒了。等我醒来,医生在屋里,我躺在母亲身边,头上压着冷毛巾,浑身滚烫……我早已感染了疟疾,只是硬撑在那儿,现在是完全发作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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