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清晨,我握着四份体检报告站在医院走廊里,白炽灯的光线刺得人眼睛生疼。颤抖着展开自己的那份,hpv检测栏里“高危型阳性”的字样像烧红的烙铁,烫得我指尖发麻。诊断意见栏写着:“初步诊断为宫颈癌,建议尽快进行锥切手术。”“是早期,”医生的声音隔着口罩传来,“积极治疗的话,预后会很好。”很好?我想笑,却只发出嗬嗬的声响。耳边反复回响着纪淑芬那句“从医院垃圾桶里捡的”,原来她真的得逞了。巨大的恐慌攫住我,下意识摸出手机拨通孙晋松的号码,直到听筒里传来他温和的声音:“喂?老婆,消气了吗?”我猛地清醒过来,差点忘了昨晚他吼我“滚”的模样。过往的争吵瞬间闪回:每次我气得发抖时,他总能迅速冷静下来,然后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我小题大做。可现在,我需要钱治病,需要那笔被他“花光”的三十万赔偿金。“老公,”我压下喉咙里的腥甜,努力让声音听起来温顺,“昨天是我不对,不该跟妈吵架。你在哪呢?”“在公司呢,”他的语气立刻轻松起来,“我就说你该让着妈。这样,你去买束花,再给她道个歉,把她接回来。”挂了电话,我驱车回到那个曾被称为“家”的地方。纪淑芬正翘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嗑瓜子,见我进门,立刻换上委屈的表情:“哟,我们的大小姐怎么肯屈尊回来了?”“妈,我生病了。”我将宫颈炎的报告放在茶几上。她捏着瓜子的手顿在半空,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窃喜,嘴角刚要上扬,又被刻意压下去:“什么病?”“宫颈炎,医生说要治疗。”“我当什么大病呢!”她立刻把瓜子盘重重一放,“妇科病哪个女人没有?我们村的媳妇们,哪个不是喝点红糖水就扛过去了?”这时孙晋松推门进来,看到报告皱起眉:“宫颈炎?严重吗?要不先别治了,我最近升职,应酬多,手头紧……”“医生说不治疗可能会恶化,”我的声音发颤,“可能会死的。”“家里哪有钱给你治病?”纪淑芬突然站起来,肥胖的身躯挡住通往卧室的路,“一点小病瞎折腾什么?我告诉你,没钱!别想从我们这里拿走一分钱!”我转向孙晋松,目光像钉子般钉在他脸上:“那你把我当年辞职的三十万赔偿金还给我。”“那钱早用完了!”他避开我的视线,“这几年家里开销不要钱吗?”“合着这几年花的都是我的钱?”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,“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?”纪淑芬突然抄起桌上的报告,狠狠甩在我脚边,纸张边缘擦过皮肤,留下几道红痕:“要死就死外面去,别在我家浪费钱!”孙晋松沉默着从衣柜里拖出我的行李箱,拉链撕裂的声音像在割我的耳膜。“你先回娘家养病吧。”他说这话时,甚至没有抬头看我一眼。我攥着门把手,指关节泛白,却只换来他冷漠的推搡。门“砰”地关上,纪淑芬尖锐的笑声透过门板传来:“早该把这个丧门星赶走了!”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