管仲却摇头:“燕与齐接壤,若燕国饥民涌入齐国,反成负担。不如以平价售粮,再派工匠入燕,教其开垦荒地。”他指着地图上的渤海湾,“燕国盛产鱼盐,日后可与吾国互通有无,岂不两全?”
这便是“以邻为伴”的经济智慧?青林看着管仲在地图上画出一条traderoute(贸易路线),忽然明白,所谓“霸主经济”并非掠夺,而是通过互利共赢,构建稳定的区域经济圈。
随着时间推移,青林逐渐参与到齐国的经济决策中。他向管仲介绍了后世的“税收杠杆”概念,建议对奢侈品征收重税,对农具、粮食等必需品减免赋税。管仲采纳了他的建议,很快,临淄市场上的农具销量增加了三成,而珠宝等奢侈品的价格则应声下跌。
“汝之法,可使利归于民,税归于国。”管仲拿着新制定的《税法》竹简,对青林说,“吾原推行‘什一税’,如今看来,还可更灵活。”他将竹简递给青林,上面写着:“农桑税什一,商贾税什二,珠玉税什五。”
青林的量子记录仪中,存储的齐国经济数据日益丰富:粮食产量每月增长5%,货币流通速度提高了三成,临淄的人口突破了十万……这些数字背后,是管仲“通货积财,富国强兵”的生动实践。
然而,离别的时刻终究还是来了。一日清晨,青林的量子记录仪突然发出刺耳的警报,屏幕上的时空坐标开始剧烈跳动——他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返回未来,否则将永远困在春秋时代。
他找到管仲时,老人正在规划临淄的新城区。图纸上,一座崭新的都城布局清晰:内城为宫殿和官署,外城为居民区和市场,最外围是农田和工坊。“吾欲将临淄建成‘三里之城,七里之郭’,”管仲指着图纸,“让百姓‘出入相友,守望相助’。”
青林强忍着离别的伤感,将一个存储着后世经济理论的芯片递给管仲:“此乃晚辈来自的时代,对先生经济之道的总结。后世之人,称先生为‘经济学之祖’。”
管仲接过芯片,虽不知其材质,却郑重地收入袖中:“吾之策,只为齐国富强,百姓安康。后世如何评说,非吾所虑。”他看着青林,忽然笑道,“汝来自的未来,是否人人有饭吃,有衣穿?”
“是。”青林哽咽着回答,“后世之人,铭记先生之教,以经济之道,求天下富足。”
管仲点点头,转身继续在图纸上勾勒。阳光透过窗棂,照在他的白发上,仿佛为这位伟大的改革家镀上了一层金光。
当青林再次睁开眼,已身处未来的实验室。同事们围上来,七嘴八舌地询问他的经历。他打开量子记录仪,里面存储的齐国经济数据、管仲的改革措施、临淄的市井百态,清晰得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
多年后,青林撰写的《管仲经济改革考》成为经济学界的经典着作。书中详细还原了盐铁专卖的运作机制、货币改革的具体措施、市场管理的规范体系,甚至包括一些未被史书记录的细节——比如管仲如何通过调节粮食储备稳定物价,如何通过对外贸易构建区域经济联盟。
有一次,在一个关于“古代经济智慧与现代市场经济”的论坛上,有学者质疑:“管仲的重商政策与后世的‘重农抑商’相悖,是否真的具有借鉴意义?”
青林没有直接回答,而是播放了一段量子记录仪中的影像:那是临淄大市的一角,一个鲁国商人正在用丝绸换取齐国的盐铁,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;不远处,几个农民正用新购买的铁制农具,谈论着今年的收成。
“管仲的智慧,在于他懂得‘因势利导’,”青林看着台下的学者们,“他重视农业,却不抑制商业;他实行专卖,却不阻碍流通;他追求国富,却不忘民生。这种平衡之道,正是现代市场经济最需要的智慧。”
论坛结束后,青林收到了一封来自考古队的邮件,附件是一张刚出土的齐国竹简照片。上面用甲骨文刻着一行字:“远方客,授吾富民术,利泽千秋。”
青林站在窗前,望着远处鳞次栉比的高楼和车水马龙的街道。他仿佛看到,临淄的市集与现代都市的商圈重叠在一起,管仲的经济智慧穿越千年,依然在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。
他知道,自己带回的不仅是历史的记录,更是一种信念——那种相信通过智慧的经济政策,可以让国家富强、百姓安康的信念。而这一切,都始于那个在临淄的市集上,认真倾听商贩与农夫心声的改革家,始于那个被后世永远铭记的名字——管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