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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93章 我可没与你们想的那么伟大（第2页）

民众则是待牧的群氓，只能被动接受统治。

这种等级划分并非基于能力或贡献，而是基于神权赋予的身份，民众从出生起就被定义为被统治者，其价值仅在于服从天命，而无权参与国家治理或表达自身诉求。

西周时期的井田制与宗法制，本质上是君权神授理念在经济与社会结构中的体现，土地归天子所有，即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民众只能在贵族的井田中劳作，获取微薄的生存资源；

宗法制则以血缘为纽带，将民众束缚在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的等级链条中，任何试图突破等级的行为都被视为逆天叛道。

这种认知让民众逐渐失去自主意识，将服从视为与生俱来的义务，而非基于利益共识的选择。

其次，君权神授通过思想专制压制民众的批判精神。

为了巩固帝王即天意的认知，历代统治者往往借助宗教、文化等手段，推行思想统一，严禁任何质疑君权神授的声音。

这种思想专制不仅限制了学术的自由发展，更扼杀了民众的批判精神，当质疑帝王就是违背天理，当表达诉求就是犯上作乱，民众便会逐渐放弃独立思考，沦为被动顺民。

在这种环境下，民众不敢谈论政治，不敢质疑不公，只能在天命的框架下苟且生存，人族的自主精神被彻底埋没。

更深远的影响在于，民众主体意识的消解导致社会变革动力的丧失。

在人皇时代，人族的发展依赖于族群共同探索，商王通过祭祀与民众共同感知天道，通过占卜与民众共同决策事务，这种共治模式使得社会变革能够基于族群的集体智慧。

而在君权神授的体系下，社会变革的动力完全来自王权，帝王若有革新之志，则可能推动制度进步；

帝王若沉迷于天命不可变，则社会只能停滞不前。

其根本原因正是君权神授带来的天命优越感，他们相信天道赋予的统治模式永恒不变，无需因外部变化而调整。

当民众失去主体意识，无法形成推动变革的集体力量，社会便会陷入路径依赖，难以突破旧制度的桎梏。

殷商时期的人皇传统，强调人神平等对话，人皇作为人族代表与神灵沟通，目的是为人族寻求发展智慧，而非祈求神灵的恩赐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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祭祀是人族尊重天道的体现，而非神灵控制人族的手段。

而君权神授的出现，彻底扭曲了这种人神关系，将人神平等转化为神权奴役，使得人族逐渐沦为神权与王权的双重附庸。

首先，君权神授将天道工具化，沦为王权统治的合法性外衣。

在殷商时期，天道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规律，人族通过祭祀与占卜感知天道，目的是顺应规律而发展；

而在君权神授的框架下，天道被赋予了人格化的特征，其意志完全由帝王定义，帝王的政令就是天道的指令，帝王的利益就是天道的诉求。

当天意成为王权的工具，人神关系便失去了平等对话的基础，人族不再是天道的合作伙伴，而是天意的统治对象，其发展只能依附于王权对天道的解读，失去了自主探索的空间。

其次，君权神授催生了神权迷信，阻碍了人族对客观规律的认知。

在人皇时代，人族对天道的探索是理性的，人皇占卜天象，是为了判断人族行动是否符合自然规律，如农耕、战争的时机，而非祈求神灵保佑；

祭祀祖先神，是为了传承族群智慧，而非依赖祖先庇护。